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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说“逃课”这个事

教育2021/7/31 17:37: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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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里有没逃过课的学生吗?可能有,但肯定很少,大多数学生或多或少都有过逃课的经历。不过逃课的情形则各不相同。有的同学是逢课必逃,四年的时间里,大概也就是大一的时候上课还比较正常,一伺“摸清”了大学授课和考试的方式,那就逃你没商量,老师祭出的“点名”这一杀手锏,对这类同学也是毫发无伤,因为他们本来也没想过得高分,只要及格了能毕业就行。他们不上课的时间,或是出去“创业”挣钱,或是游荡到别的地方去看风景,也有一些干脆在宿舍里睡大觉或上网玩游戏。当然也有学生基本上不逃课,偶尔逃那么一两次,更有一些学生不仅从不缺课,而且每次上课还都会坐在第一排,课堂上还能与老师来个互动。

对于老师来说,对学生的逃课早已见怪不怪,不过学生来得太少,讲起课来是挺没劲的,于是有时候为了提高到课率,就会采用一些“手段”,或点名,或进行随堂小测验,或课堂上随机让学生回答问题,等等,只是效果并不理想。其实,学生来的少固然不爽,而更让人尴尬的却是老师在课堂上讲得眉飞色舞,口干舌燥,台下的学生则或者趴在桌子上梦周公,或者刷手机看微信,对老师的讲课则无动于衷,这才是让人既无奈又失望的呢。

实际上,对于某些专业的基础课程,还会受学生个人兴趣和体验的影响,比如对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说,有的喜欢民商法,相关的课程他就会听得津津有味;有的则打算将来做刑辩律师,刑法课就会全勤,其他的课偶尔会逃一下。

在学界,一些上大学时逃课却最终成就了学术的人还真有。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张中行先生,就曾在他的《流年碎影》中,回忆了他在北大读书时逃课的情形,而他逃的居然还是一些大师级别的先生们的课。张中行先生在介绍其读书时的北大图书馆时,就说到他经常会在“上课时间”进图书馆,能上得了桌面的理由,是“平均一天三小时课,有些时候没有课”,没课的时间自然可以去泡图书馆;而“不能上桌面的理由”,则是有些课自己不愿意听,所以就不去听,而不愿意听的原因又不一样,比如说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课程,有讲义,在上课的时候他就念讲义,一字不差,学生领了讲义,可以自己看,当然不用去听课;而像林损先生的古诗课,则是上课时说不定就扯到哪里,收不回来了,所以就不如去钻图书馆,收获反而会多一些。

而张先生之所以上课时间多往图书馆去,还因为他“好杂览”,书海无边,有那么多的书堆在眼前,急着想翻翻,也就只好逃课去也。张先生就是在逃课钻图书馆的期间,通过阅读大量的书籍,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旨趣,为其日后成为“国学大师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“在图书馆坐下四年,说句自我陶醉的话,对于我国古典,总可以说是略有所知,比我见闻的一些人,连《资治通鉴》《文献通考》之类都没翻过,就敢自诩为专家、教授,或可以少一些惭愧吧?”

那么,被张中行先生逃掉课的那位孟森老师,是不是真的没什么水平呢?非也。事实上,张先生对孟森先生的学养、对其人品的尊重与钦服,从不吝惜赞美之词。在《前辈掠影》中,张中行先生说孟森先生的特点就是“朴”。孟先生一年四季都穿着粗蓝布长衫,而他穿的青布圆口鞋竟然是家做的。学生们看到孟先生是“向来不同他打招呼”,这倒不是学生们不懂礼貌,假装看不见,而是“确知他必看不见”——因为孟先生高度近视!而且即使他视力不坏也不会看,“因为他的心里一定正在想着明清时代的什么事情或什么问题呢!”

孟先生在上课的时候也是眼睛永远在讲义上,不往讲台下面看,“他只会写,不会发挥,所以所谓讲课就是念讲义,认真、准确、一字不差。”这大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照本宣科”吧,只是他照的这个“本”,却是他自己的研究所得。他是明清史专家,“他的大成就在课堂以外,著述不少,辑为《心史丛刊》,为许多内外行所钦服。”正因为他潜心治学,在明清史方面有突出的造诣,所以学生们说起孟先生,“说现时,白菜多少钱一斤他不知道,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间,谁打谁一个嘴巴,他必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张中行先生“现身说法”解释了一些人之所以逃课的原因,但绝不是鼓励年轻人都应该去逃课。年轻人只要对自己的禀赋与兴趣有准确的把握,在应该吃苦的年龄,依着自己的本心努力进取,不负韶华,也是值得称许的;像孟森先生一样,即便自己讲课的时候不出彩,被学生挑剔并逃离,却能以斐然的成绩独步于自己的研究领域,自然也没必要为此而介怀。当我们如此这般地坦然面对学生的逃课行为时,心情也会变得明快而愉悦。

来源:人民网